美国对外战争选择的战略逻辑

研究战争问题，战争选择首当其冲。战争选择，是指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一方，由最高决策者和决策层依据国家利益，分析判断自身的安全形势、面临的冲突威胁及其性质，确认是否进行战争的战略指导。这是战争的首要环节与基本依据，也是事关战争全局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不仅反映了决策者的战争意志、指导艺术、战略决策能力等，也深层次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战争观、对战争的理解和把握。

影响美国战争选择的因素复杂多变，既有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也有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客观现实，这些主客观因素相互交织、冲突和激化，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深入考察美国的战争选择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这其中存在一定的必然因素，一以贯之地在美国历次战争选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天定命运”是美国战争选择的精神引领和理论基础

“天定命运”是美国战略文化的特有现象，强调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优秀子民，有一种宗教上、道义上、文化上的使命，要将“美式文明”从建国时的13个州推广到整个北美大陆，进而传播和推广到欧亚大陆乃至全世界。这一思想萌芽于殖民地时期，产生于独立战争的炮火中，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向西部扩张的高潮中，从一开始就已融入美国人的血液，对美国历次战争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领土扩张到引领西方反对共产主义，再到领导全世界反恐，正是在“天定命运”的号召下，美国的战争看上去总是顶着宗教或道义的光环。

“天定命运”将“为信念而战”作为基因深植美国战争选择全过程。从美国的历次战争的动因看，都或多或少有着为“信念”而战的因素，这是美国战争选择的鲜明特色。冷战时期的 、越南战争，捍卫意识形态的意味极其浓厚。海湾战争，也是高举正义大旗，对中东地区以强凌弱行为进行正义审判。阿富汗战争被美国直接称为“持久自由”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总统小布什的重要目标是大中东的民主改造计划，要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中东。小布什声称，他“努力使伊拉克和别的国家‘政权更替’，就是既要保护美国人民免遭恐怖威胁，还要为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带来自由。”他甚至扬言要在全球推翻所谓“暴政体系国家”，推广民主制度。

在美国人眼中，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将各项条件都得天独厚的北美赐给他们就是最好的证明。美国的任务就是在这片希望之地建立“山巅之城”，为世界树立榜样，这种利他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促使美国为“信念”而战，这也是美国选择战争的基调和底色。

“天定命运”为动用武力披上正义外衣。美国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以及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其几乎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安全问题，即几乎没有对手能对美国的领土和主权构成生存威胁。因此，美国不太可能以维护国家安全、防止或反对外敌侵略的旗号发动战争。而“天定命运”在扩张、称霸的本质之外，批盖上了履行民主楷模使命的外衣，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引起本国民众的共鸣和支持，对美国普通民众来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和煽动性，从而为美国的战争选择提供强大精神支撑，成为美国发动战争的工具。由此，美国的战争选择，往往需要从“替天行道”的正义化身角度出发，并不遗余力地为发动战争制造正义的借口。

分析美国历史上的战争，其战争理由纷繁复杂，但确实存在诸多疑点，例如美西战争中的“缅因号”事件，越南战争中的“北部湾事件”，包括伊拉克战争前认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证明均不属实。为什么要寻找甚至编造战争理由？它意味着，如果不制造理由，美国是没办法发动战争的，所以美国哪怕是付出相当的代价，也一定要形成使用战争手段的正义氛围。

以“天定命运”为指引，美国在战争选择中表现出善于等待时机，将正义与私欲结合。在对手出现错误或者国际国内舆论成熟之时，强调战争的正义一面，同时挟带其它私利。而在时机不够成熟时，往往将对手妖魔化，把对手不足的地方进行放大、引导舆论，欺骗舆论，以制造时机。

作为民主国家，美国的战争能力需要动员和激发。因此，一方面，美国会高度重视民众舆论特别在意的方面，从而谨慎选择战争。对于明显违背美国价值观的战争，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敢于冒这个风险。例如，美墨战争等待十年之久才启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何让民众接受这场明显是侵略别国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国会对民众舆论进行培养和控制，比如一战前对德国的妖魔化，甚至连贝多芬的乐曲也被禁止演奏；美西战争被称为“报纸的战争”、“赫斯特的战争”，当时《新闻报》的主编赫斯特在战后公开承认花费近百万美元煽动对西班牙的反感。

二、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战争选择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而政治、政略正是代表或维护某种利益的集中体现。美国的战争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系列极端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其国内的利益集团政治发挥着无形但极具决定性的作用。

在美国传统的“多元化”立国原则鼓励下，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自由竞争以达到某种妥协和平衡，形成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也是美国战争选择的根本驱动。

战争选择往往由利益集团决定。年美英战争中的主战派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曾有美国学者将主战的国会议员选区在地图上进行标注，这片领域横越边疆地区，或接壤英国属地，或直接面对印第安部落。正是西部边境诸州的农场主利益集团，在美国做出战争决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在美国历次战争背后，都可以看到利益集团的身影。

特别是二战之后崛起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职演说中提出的利益集团概念，强调的是国防部系统和依靠军费大发其财的企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还包括为其效力的国会议员、研究机构和退伍军人团等外围组织。它已经成为二战以来美国最大的权势集团，仅冷战期间，军工企业分享的国防开支单单采购一项就高达10万亿美元。这种状况与冷战期间的战争从根本上构成了因果关系，正如年6月5日毛泽东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所指出的那样，越南战争“花了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

军工复合体在冷战后的美国战争选择中同样发挥着深刻作用。年美国决策发动伊拉克战争，经营石油起家的布什本人及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军工复合体和石油集团为主的大企业利益。日本《东京新闻》一针见血地评论认为，“支配布什政权的新保守主义派，倡导以实力求和平，而事实上与美国军需产业是血肉同盟。正是这种特殊的人脉关系，将军需产业的金钱与美国全球霸权扩张的野心紧密结合在一起”。

战争选择是利益集团间较量与博弈的妥协结果。美国是真正的多元化社会，决不是军工复合体一家独大，与之并存的还有其他同样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强有力政治代言人的各种社会势力，“当今美国社会的利益集团数量之多，情况之复杂，很难精确统计，实力之大小更难以界定。”彼此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时候，也有尖锐对立的时候，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必须适当照顾美国社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

大战略理论研究者吴春秋在年对美国大选有一段经典的评述：“美国总统是各个利益集团出钱选出，代表这些集团的利益。由于不同集团的利益有时互相冲突，因而总统必须照顾各派的意见，有时较多倾向这边，有时较多倾向那边，基本上保持平衡。”

这种“平衡”在美国历次战争均有体现。年美墨战争在爆发之前国内争议很大，但是反对战争的声音往往伴随着反对奴隶制的主论调，所体现的正是南部种植园奴隶主与北方资产阶级的矛盾。包括美国历史上战争战略方向的不断突破，从加拿大、墨西哥，到古巴、菲律宾，二战时先欧后亚，到朝鲜、越南，到伊拉克、阿富汗。从最开始仅仅13个州、没有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到逐渐对美洲大陆的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北美大陆板块；由美西战争开始“横贯大陆、连接两洋”；二战时基本实现“两洋对拼”；冷战时期力图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冷战结束后深入欧亚大陆腹地，清晰的战争路径、扩张方向背后同样是美国各利益集团的诉求与妥协。

因此，认识美国的战争选择，一定要看到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动机与诉求，它往往是不断演变的利益集团进行斗争、妥协的最终结果。

三、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战争选择的基本指导

作为唯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哲学最大限度地符合了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元化、没有任何既定传统的国度的精神需要，被称为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象征。它使得美国的战争选择能够顺时顺势，使战争成为其国家收益的源泉。犯下严重战略错误时，这种实用主义也能促使美国进行反思、调整，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彻底变革。

基于实力不断扩展战争选择中的国家利益。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选择战争通常基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等核心国家利益受到侵犯。然而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并且美国国家安全外延越来越宽泛，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往往是在国家生存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威胁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发动战争和实施武装干涉。正如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指出：“诸如国家声誉、某一局部区域的权力增长、保护在国外的公民人身安全等等，都会与国家存亡的问题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处于世界一超地位，实力的膨胀使得其国家利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国家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范畴，美国的国家利益意味着绝对而长期的霸权优势，以及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这就使得美国的战争选择更为任性。“”事件与随后的反恐战争，其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正如当时国务卿赖斯所说，“目前与-年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非常相似。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抓住世界格局变化的机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机制立场进行重新界定。”

实用主义的战争选择立足敌我实力对比。博尔曼曾将美国称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在战争选择交织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当实力并不够强大之时，美国能够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罗列美国的战争对象，崛起时期美国选择的战争对象分别是英国、墨西哥；扩张时期美国选择的战争包括西班牙、菲律宾、一战后期的同盟国和二战后期的轴心国；两极争霸时期，美国选择的战争对象是朝鲜、越南；一超多强时期，美国选择的战争对象分别是伊拉克和阿富汗。可以看到，除了英国比当时的美国强大之外，其他国家基本属于弱敌。即使对英国，年的美英战争直接的战争对手是加拿大。再比如说 ，美国参战的最大顾虑就是苏联会不会干涉，它的出兵也是在判断苏联不会干涉的前提下做出的。这也是它对中国抗美援朝误判的原因，因为从它自身的战争逻辑来看，它认为，只有强大的实力才会有选择战争的考虑。这种特点也使得美国在未来战争选择之时，不会轻易在与对手实力相比处于劣势时进行战争。

而对于可选择之战，美国往往采取追求与实力相匹配的投入产出比。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从战争爆发时的严守中立，到战争中后期参与到英法方面对抗德日，无论是参战的时机还是盟友的选择，美国基本上考虑最多的还是长远的战略利益。在一战和二战的前期，以商业立国的美国都与英法方面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通过中立地位大发战争财，而英法在战争中的结局更是对美国的收益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例如一战当中，如果协约国由于战败而破产，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美国工人的失业、公司和银行的倒闭以及工业的萎缩。这种战争收益的权衡，在根本上决定着美国的战争选择。

因此，美国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实用主义国家，当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发生矛盾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优先选择国家利益。这也就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美国既要推翻一些独裁者又要支持另外一些独裁者，既默许一些国家发展核武器又坚决反对另外一些国家发展核力量等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

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美国灵活务实运用战争手段。秉持实用主义哲学，美国的战争选择不墨守成规，体现出很强的灵活性。例如在扩张时期，美国的战争选择并没有复制霸权国家英国的道路，没有遵循国际惯例，不像俄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德国、日本这些新兴强国那样直接挑战英国的利益，也不追求以武力对领土的占领和吞并，而是根据实际灵活运用。

例如对战争手段使用地域上的自我节制。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美国严格遵循着自我节制的战略：不介入欧洲列强的争端，重点确保在美国核心利益海域加勒比海的优势。美国地处美洲，相对而言处在当时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因此只要它主观选择上对欧洲政治保持相对孤立状态，不介入欧洲列强的殖民争夺，便不会对欧洲列强特别是对英国的安全和根本利益形成威胁，而美国本身也由此获得安全和稳定的生存环境。而美国看重的加勒比海域，虽然对英国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这一地区相较于其他列强在埃及、南非和北海的争夺，属于英帝国相对的“边缘地区”。而且，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目标主要侧重于经济扩张，美国的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护英国的经济利益。

而且，美国并不一味追求武力，而往往注重战争手段与经贸手段相互配合。在取代英国成为霸主之前，美国始终打着维护自由贸易的旗号，以渐进性的方式，以经贸为重点，实现和平扩张，这恰恰是英国长期以来自我标榜的政策。自年至年间，共和党的哈里森、民主党的克利夫兰和共和党的麦金莱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均推行一种以贸易为主的海外扩张，建立一个不受边界限制的新型帝国，遵循贸易扩张而非领土扩张原则，从而在英国眼中美国并不能算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包括后来在中国，美国支持英国殖民扩张，英国支持美国“门户开放”宣言，双方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英国的领导作用和美国的服从地位,构成了这一时期总模式。”“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结构性矛盾戏剧性地减少了，为半个世纪以后所谓的‘霸权禅让’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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