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展数字合作,挤压中国空间
在中美竞争形势下，数字发展合作正成为美国与中国角逐的关键抓手。近年来，美国大力开拓发展中国家数字合作市场，其抢占全球数字治理与规则主导权、挤压中国数字合作空间的意图日趋明显。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从法律法规层面挤压中国
美国参议院年6月通过了《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将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地针对中国的导向性法案。法案中有67节涉及对华数字经济竞争，重点聚焦数字技术、数字安全、数字规则等关键领域，标志着美国在数字领域从法律层面开始全方位、系统性地遏制中国。
根据该法案，在数字合作领域，美国拟采取一系列具体行动。一是加大与欧盟、加拿大的数字安全合作。美国将酌情与盟国及合作伙伴分享有关华为5G能力和中国政府拓展5G“意图”的情报，并寻求高性价比的替代方案。二是加强与非洲、拉丁美洲、东盟、中东等地区的数字合作。美国将在非洲设立跨部门工作组保护其数据网络和基础设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支持并推广互联网自由和网络信息自由流通计划，为媒体提供反审查技术和服务。三是组建由大使级官员任领导人的跨部门技术伙伴关系办公室。美国将通过该办公室与合作伙伴协调数字技术治理制度和技术战略。未来，美国或将通过区域合作，寻求性价比更高的数字领域替代方案来减少伙伴国对中国的依赖。四是加大对盟国、伙伴国的资金援助。美国将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协调委员会(GICC)，通过融资、资金援助、技术援助等方式，协调各机构支持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政府将在～财年每年拨款1亿美元，帮助伙伴国建设安全互联网和数字基础设施，保护数据等技术资产。
总体看，《法案》强调通过与盟友的合作强化美国在数字领域的影响力，在竭力打压中国影响力的同时提升自身竞争力，打造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格局。
年1月4日，美国高通芯片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在CES技术贸易展上宣布，将与微软合作设计定制AR芯片和集成软件平台。
《数字合作战略～》——从顶层设计抢先部署有利局面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于年5月发布了美国第一份数字合作政策文件——《数字合作战略～》。该战略宣称美国将延续数字领域的“全球领导力”作用，不让发展中国家掉队或被边缘化。具体看，该战略反映了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迎合后疫情时代发展需求。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赋能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数字技术这一创新性发展工具。通过数字赋能提高援外有效性，符合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和安全利益。总体看，推进数字合作战略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有利于美国在全球数字合作中抢先渗透数字思维，布控有利局面。
第二，该战略具备相对成熟的实施条件，可与美国现有机制协同发展。“数字领导力”需建立在一国先进的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之上。目前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在全球位列第一，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60%。同时，美国在数字合作议题上已有一定的理念沉淀和经验积累，数字合作管理和运转构架已基本成型。该战略作为顶层设计，将和现有机制形成协同效应，促进美国在数字竞争上“强者愈强”。
第三，该战略强调以美国自身数字能力为先导，循序解决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供需矛盾。虽然美国数字发展合作的战略目标落脚点在发展中国家，但切入点仍是加强自身数字能力建设。该战略大笔墨描述了加强美国数字能力的重要性，要求在内部机构间铺开数字指导、数字培训，倡导用数字思维“武装”发展合作。美国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数字合作，也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方面，虽然数字技术发展迭代更新加快、中美等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但全球数字合作尚处于摸索阶段，进程总体缓慢。因此，美国亟待将数字优势融合于国际发展合作，加速其成为塑造全球影响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需求旺盛，亟需跟上数字化潮流，然而受制于数字技术上的短板，数字发展的供给严重不足，亟需从外部获得资金和技术，以防与发达国家形成断崖式差距。美国同发展中国家开展数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不仅能够缓解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的供需矛盾，还能倒逼美国提升自身数字素质。
第四，该战略以美国价值观为先决条件，凸显其结盟、遏华意图。和传统援助议题不同，USAID在选取数字合作对象时，除了重视受援国经济和安全局势，更强调受援国是否认同美国价值观。在全球呼吁营造公平、开放的数字市场的环境下，美国以意识形态认同作为数字合作“门票”，本质上是圈地搞发展的封闭式做法，凸显出该战略的排他性、局限性。
不同于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数字战略，《数字合作战略～》由美国发展合作重要归口部门USAID制定和执行，对数字发展合作领域具有特殊意义。一是反映美国对全球数字竞争的战略布局已从法律法规、国家数字战略等宏观层面纵向延伸至机构、领域、行动计划等微观层面，呈现出统筹兼顾、多举并重的战略特征。二是反映出对外援助是美国塑造霸权国家的角力场，而数字合作则成为美国打压他国、抢先树立全球数字绝对领导力的重要工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是新冠疫情后首个制定数字发展合作战略的传统对外援助国，其数字发展理念、规划布局等将对其他盟国产生影响。
从区域层面对华开展数字合作地缘竞争
美国将东南亚地区视为应对“数字丝绸之路”的重中之重，着力为东南亚地区可持续开发和数字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并构建多层次的合作协调机制。
一方面，深化与日本在东盟等第三国数字领域的合作。美国联合日本发起“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DCCP），美国承诺将在其中投入25亿美元，日本承诺投入20亿美元。该机制的主要着力点包括:一是促进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创新，运用所谓“最佳实践”推动东盟国家城市的数字转型。二是推进5G网络和海底光缆等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确保相关产品的供应链安全，在全球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维护美日的主导权。三是加强美日在网络安全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推进“网络安全卓越中心”建设，围绕网络安全问题共同举办研讨会，加大对相关国家官员和企业界人士的培训。四是提出利用数字互联互通促进人权，打击数字保护主义和敌对国家对数据的“非法”使用。
另一方面，通过“美国—东南亚智慧城市伙伴关系”“数字亚洲加速器”“数字政策磋商论坛”“美国—东盟网络政策对话”等机制，支持对东盟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具体项目涉及智能公共交通、城市水资源处理、数据中心、网络安全等领域。通过上述机制，美国将加大与东南亚中小企业的接触，并借此利用商业界力量影响东南亚国家政府的政策制定。此外，美国还在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加大对东盟的引导，并联合东盟排查关键技术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严格对中国相关技术项目的投资审查。
在非洲地区，美国主要通过数字能力建设、智慧城市发展、数据中心建设三个路径提升对非洲数字合作的影响。第一，利用“支持非洲青年领导人倡议”，通过支持非洲数字创新创业和数字企业家培养来加强对非洲数字领域的渗透。该倡议要求USAID在非洲设立四个区域网络中心，向非洲私营和公共部门领导人提供数字创业、数字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并对相关人员提供奖学金。第二，启动“大城市伙伴关系”，利用数字技术支持非洲繁荣、绿色和弹性城市中心的发展。主要包括支持非洲城市数字化治理和规划，增加光缆等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推进数字交通控制系统、城市监控系统、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等软性基础设施的开发。第三，以援助、投资、收购等方式大力参与非洲数据中心、光缆网络和卫星系统，逐步获取非洲数据中心控制权。对于中非数字合作所取得的成效，美国媒体则大加挞伐，渲染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非洲的网络空间，以此挤压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数字发展合作空间。拜登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强调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指出美国不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5G等合作方面落后于中国，包括对非合作在内。美国在非洲与中国展开数字竞争的意图暴露无遗。
在欧洲地区，美国主要通过与欧盟建立“数字联盟”，以提升美欧数字合作影响力，挤压中国数字发展合作空间。早在年12月，欧盟出台了提升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倡议书，指出“美欧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在应对数字治理竞争体系挑战方面是天然的伙伴”。在年6月举行的美欧峰会上，双方决定成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旨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维持美欧在全球的领导力。双方将通过数字、技术、供应链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推动欧亚、非洲、拉美数字化转型，以此撬动和刺激美欧贸易和投资，巩固美欧技术和工业的领导地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与欧盟将专注于调整数字合作方法，从而使‘民主国家’而不是中国为21世纪的数字合作制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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