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宏亮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

摘要

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作者/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载/《文史哲》年第3期，第45-62页

历史上人类的活动毋庸置疑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古今史家对这一问题都给予高度重视。环境、资源与人口在当今世界各地的发展模式中都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这反映出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正成为后世镜鉴的重要文化遗产。但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更是一部超越地理环境局限的历史。如果以地理环境的界限将活动中的人群划分为一个个孤立的单元和社会群体，将这种地理界限进一步延伸到人类与族群之中，作为文化间截然不同的标志和界限，则与历史上的事实并不符合，甚至歪曲了人类活动的真正模式。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提出了一种基于复杂系统的地理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有由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产生的事物(现象)，有由生物过程产生的植物与动物，有受到天然环境影响的人类本身，还有在人类周围通过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所发生的一种变化力量。所有这些事物和作为这些事物的一时标记的事件，在复杂的联合与相互的连接中存在着，组成所谓巨大的人类—环境系统。”以明清时期北方地区著名的“地理界限”长城带为中心，就16世纪至20世纪以来发生的跨境农业与贸易的活动及其文化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范围内各地理单元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真实影响。受当代民族主义影响的族群理论所建立的各种界线，对传统中国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甚至产生扭曲的镜像。

本文利用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古文、满文、俄文档案，台湾故宫藏宫中档，俄罗斯18世纪编纂《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蒙古国藏《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册汇编》，蒙古与陕北地区明清方志以及中西考察日记等文献，重建17世纪蒙古与内地人民社会生产与文化交流的实际景象，并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些外来范式问题加以讨论，以厘清中国研究中一些未加检讨的概念背后隐含的时代错位与政治意涵的潜在影响。

一、从环境到族群：“内亚”模式再探讨

(一)隔离蒙古：早期俄国汉学的政治特色从17世纪罗曼诺夫王朝起，俄罗斯逐渐由一些分散的小邦和公国扩张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俄国及其周边民族政权的疆界覆盖了东欧和中亚地区，横亘明清以来中国与欧洲联系的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中间位置。俄罗斯的崛起对亚欧大陆的历史发展与世界近现代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正是这种横跨欧亚的地缘特征，俄罗斯在近代形成了一种双向外交战略，一方面在制度文化上大力进行改革，借鉴吸取正在崛起的欧洲政治制度。另一方面，采取面向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扩张政策，大力向西伯利亚进行殖民，与中国清朝频繁接触，建立了深度的政治与贸易联系。在东西两个方面，俄罗斯的双向战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得它在不到二百年中，已经成为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主要帝国之一。

也是由于这种扩张战略，俄国对中国的考察和贸易，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针。从明代崇祯年间起到清前期，沙皇和俄罗斯外交部屡次派出政治与贸易考察团前往中国，其直接目标就是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和获取情报。受此影响，俄罗斯学界和官方重视整理早期中俄关系的档案文献，但其视角有着非常显著的特征。

同西方国家的探险家相比，俄罗斯对中亚和蒙古的了解有直接的渠道。俄国探险家和汉学家有着直接考察、了解这些中国边疆地区的便利条件，这在考察成果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上始终占据着第一手资源的优势。18世纪俄罗斯重要的档案学家、历史学家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纂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是最早有关俄中两国关系的外交档案汇编，也是一部配合俄罗斯向西伯利亚扩张、势力向蒙古延伸的历史著作。卡缅斯基一生编纂有数量巨大的有关俄罗斯与欧洲、中亚、地中海各国的外交档案汇编，这个过程正是彼得二世带领俄罗斯进行大力扩张的时期，这些数量巨大的外交档案汇编为新近成为统一国家的俄罗斯建构历史合法性、追溯外交联系甚至领土归属提供了文献支撑。例如《汇编》介绍中国：“在征服西伯利亚之前，俄罗斯似乎还不知道中国的名称。”但是，在本书记录康熙六年清朝的鄂温克族王公根忒木尔叛逃事件时，只字不提根忒木尔外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祖居地原在尼布楚河地区，后来因为俄国侵略才南迁。对于根忒木尔家族来说，所谓的归附俄罗斯实际上是要回归到其祖居地。在《汇编》中变为：“邻国的一些异教徒看到大君主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期西伯利亚十分安定，他们想在那儿找到一个避难所并受到庇护。”这部书从至年(乾隆四十一至五十七年)编纂完成，由于涉及外交机密，一直未能公开出版。到年(光绪七年)出版时，将“纪念西伯利亚开拓三百周年”印在封面，导言中明言：“读了班蒂什?卡缅斯基的著作，可以一步一步地看到：南西伯利亚的边界是怎样扩展的，我国人民在这里定居遇到过什么困难，曾不得不同哪些民族、用什么手段进行过斗争，在斗争中取得了哪些成就，犯过哪些错误。”这部外交档案《汇编》具有如此丰富的政治含义，所以一度曾被当作包含过多机密而被认为不适宜出版。

同俄罗斯的政治活动相适应，俄国汉学界也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蒙古。表现在地理概念的表述上，蒙古往往被描述为脱离中国的独立实体。俄国历史学家着力于发掘俄蒙关系的起源，淡化蒙古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的事实。从19世纪后期著名考察家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到20世纪的汉学家著作，其学术重心都放在蒙古与俄国的直接关系之上：“俄国同蒙古的历史联系始于17世纪初，当时，俄国的边境已经推进的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特别是当贝加尔湖以东的土地并入俄国以后，这种联系逐渐得到发展加强。17世纪下半叶，俄国所占领土同蒙古接壤长达二千多公里。这就促进了两国和两国人民，即俄国人与蒙古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因此，将俄国与蒙古之间的联系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主线来论述，就成为俄国历史学界默认的主导模式，虽然声称“这条独立线是从我们搜集的档案资料中得到启发而总结出来的”。

在19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中国考察热潮中，俄国汉学界开始采用欧洲人习惯使用的“内陆亚洲”的概念，将视野也扩展到蒙古以外的新疆、西藏等区域：“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成立的半个世纪中，从后25年一开始，它就集中全力来考察亚洲内陆。所谓亚洲内陆，即指中华帝国在长城以外的几乎整个地区。它北部靠近俄国的部分就是蒙古。”这从19世纪后期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活动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学界从不讳言这一事实。19世纪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著《俄国史教程》就公开宣称：“俄国史是一个正在从事开拓的国家的历史。国内的开垦地区随着国家的疆域的扩大而扩大着。数百年来的这种变动，时盛时衰，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代。”“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是我国人民在占有和开拓我们的国土直至最后由于自然繁殖和并吞所遇到的异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俄罗斯官方的历史学直接承担了服务于沙俄时代扩张战略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将历史学直接应用于政治和对外扩张：“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得出的学术性观察和结论，能够停留在纯知识的领域吗？还是它们能够走出这个领域并对我们的意图和行动给于影响？学术性的祖国历史对祖国儿女能有其实用的部分吗？我认为可以有，而且应该有，因为任何知识的价值都决定于它与我们的需要、意图和行动的关系；不然知识就成了记忆里无益的累赘。”

很显然，无论是将蒙古从中国悬置出来，还是欧洲人所谓的内陆亚洲，都将其看作与中国相对独立的区域来看待。这种独立性以地理环境为表象，背后的实质却是政治与外交性的。

(二)“内亚”与长城带

在近代西方对中国的考察和研究中，都充分注意到了中国幅员的广大以及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内亚”(InnerAsia)一词最早使用于欧洲特别是德国地理学界和文化人类学家之中。在《美洲文化人类学联合会会刊》第六卷中有一篇介绍德国地理学家洪堡(Humboldt)著作的述评中，引用德国文化人类学家Vater的研究，得出了墨西哥人、日本人、西藏人、内亚(innerAsia)诸多种族都无可争议地共属于一个系统的结论。该文发表于年，是对以洪堡为主的早期地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工作的介绍。我们可以推测，“内亚”这一概念并无确切的发明人和出现时间，是伴随着18世纪欧洲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探险家出现的一个泛指的地理概念，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欧洲学界被广泛使用，并粘附更多的文化与政治属性，从而成为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界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范式。

从形形色色的有关“内亚”概念的定义来看，从地理、语言到种族形成了言人人殊、各有特定内涵的名词。总得来说，以下几种用法比较有代表性：1．地理特征说，以帕米尔高原为顶点，河流流向内陆的广大亚洲区域被称为内亚。这一区域包括李希霍芬所说的中央亚细亚、西藏的一部分以及伊朗、土耳其等部分地区。2．文化区域说，以操某种语言的种族为特征叠加起来的文化地理区域，包括阿尔泰语、满语、蒙古语和突厥语、乌戈尔语等语言的种族活动的区域。3．“长城带”说，包括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年至年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所设立的“蒙古善邻协会”就创办过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陆亚洲》杂志。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又在东京成立了欧亚学会，并于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以纪念斯文?赫定为主题的《内陆亚洲之研究》，所收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此后，以“内陆亚洲”为名称的日文学术出版物渐趋增多，而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史研究纳入“内亚史”的框架，以取代战前带有浓厚政治性的“满蒙史”一名，也逐渐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前后，与内亚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指代地域上常常与之重合的“中央欧亚”“北部欧亚”等概念也在日本学界逐渐流行起来。

拉铁摩尔是提出“长城带”作为内陆亚洲核心区域的美国历史学家。他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作为内亚区域，这个区域也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考察走过的路线，因此带有显著的继承早期探险活动对中国进行区域划分的特征。这个区域并不局限于长城，而是沿着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特征建构起来的。以长城作为自然界限的论调也曾经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官方观点。

拉铁摩尔在中国有长期的学习与生活经历，他的著作中对中国历史上的族群与区域交流有着富有洞见的一面，比如他在多处提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区域亦应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加以讨论。他并不将各种地理界线当作阻隔人类交流的障碍，而认为长城这样的地理标识更多地促进了南北两边的贸易与交流，这种思想充满创见。

但是，拉铁摩尔的研究又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色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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