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大才女凌岚45岁开始,这才是乘风破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

不知何时起，我们从各种文学期刊、腾讯文化“大家”、公号平台中一次次读到了凌岚的文字。她的文字不仅仅有中短篇小说，还有文艺评论、时事杂文和随笔，居然还有诗歌，还有译书，真可谓“全面开花”，以为又一位文坛新人出世了，不料，这个叫凌岚的女子并非“新人”，当她走出北大中文系，多年之后再次提笔，已经是45岁之后了。

《离岸流》是凌岚的第一个小说集，那么多年，凌岚之前都干嘛去了呢？

凌岚，当年以南京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年大学毕业，年赴美国留学。她说，“读学位，打工，谋生，搬家，生子，换工作，再搬家，海归，又回到美国。在年之前，写作一直排在人生任务最低层，我也没有紧迫感。书倒是读了不少。”凌岚娓娓道来，这是她重拾在北大种下的文学梦想之前的人生篇章。

将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大洋彼岸，迎接未知的一切。她曾在南京、北京、香港和美国的好几个州辗转生活过工作过，家也随着搬来搬去。

她笑称自己好像有多动症，仿佛停不下来。几年前记者在美国纽约见到她时，她正好从她居住的康州赶到纽约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一位身材修长，美丽又大气干练的女子。

曾经为了生存，学中文出身的凌岚考了MBA的硕士，在美国成为一名财经职业女性。这几年，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凌岚终于开始了职业写作，如今更加活跃在中美两岸，成为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和窗口。

“这时我脚边的水底升起一股看不见的流动，带动海水，海水里微小的尘粉像四散开来的鱼卵，轻盈地漂起来，随着海水的流动打着漩儿，成群结队地往海洋外的方向漂着，我的腿感觉到离岸流的推力，几乎不由自主地跟着。”

凌岚和女儿小时候。

凌岚爱海，她的小说中有很多的海的意象。在成名作小说《离岸流》中叙述的海流涌动，仿佛正暗合她自己海浪一般涌动的人生。

“我的确不属于纤细类的，我属于有热情有血性那一类，也有强烈的思辨意识，否则也写不了文化和时事评论。这里有很大的天性使然的成分，也有后天的移民环境的养成。”这是凌岚对自己的评价。

采访凌岚时，正当《乘风破浪的姐姐》大火，凌岚，不就是一位以文字乘风破浪的彪悍姐姐吗？

国内的读者，是时候来见识一下这位左右开弓，多方位写作的凌岚姐姐了，或许你将看到，这位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凌厉、宽阔、深沉，以及温暖。

以下是钱江晚报记者与凌岚的对话——

学生时代的学霸凌岚。

钱江晚报：可能因为您写小说时已经跨入中年，我们看到你的大部分小说中，中年人占了重要比例，中年人也接连着您笔下的代际之间，是中间的那一代人，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移民还是原住民，中年危机这个词似乎都是无法回避的，您的一系列小说，是致力于想挖掘中年人的困境，替中年危机代言吗？

凌岚：中年困境是我开始写作时，离我心境最近的一个情结，最贴近的素材。我是从中年开始长大的。人生很多事，到了中年才开始看得一目了然。

钱江晚报：因为您小说中大部分场景都是在美国，是否可以说，移民身份又在这些全球化中不同地点的中年困境，又多了一重负荷？

凌岚：是这样，移民身份加上中年困境，这两样不独华人这个群体。纽约的东欧移民第一代中，好多前苏联的知识分子，医生，音乐家都面临这双重负荷。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钱江晚报：有几个小说中都有林里这个女性人物，小说中基本上林里是以中年形象出现的，她在人生各个层面的挣扎、家庭、代际、职场，还有中年女人的孤独处境，林里有原型吗，有您个人的投射吗，还是许多个你周遭的女性捏成了小说中的“这一个”？您在创造她的时候，对她怀着怎样一种感情？

凌岚：林里中有相当一部分我自己的感情投射和职业写照，她的人生细节，的确是由很多华人女性人生提炼而成。她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属于那种被动地迎接生活挑战，谨小慎微，节俭，勤奋，不会太走运也没有太倒霉的普通人，也就是菲利普·罗斯写《凡人》Everyman，很典型的华人中产者。林里会有一瞬间的人生觉悟，好像灵光一现，但过去也就过去了。对林里的感情投入不及我之后会提到的老卵，我对老卵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感情和认同。

钱江晚报：为什么《离岸流》中写到的华人似乎无一例外是中产阶级？

凌岚：我接触的35岁以上的大陆出来的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就是这种中产生活——并不难达到，读学位，找一份工作，攒钱交首付用按揭买房子，你就是中产阶级一分子了。这一点也要赞美华人的勤奋努力，不吸毒，家庭观念重，对子女重视教育，很少自毁。

钱江晚报：异乡、孤独、生存，是否可以概括您小说的主题？尤其是孤独，美国作家麦卡勒斯和卡佛都是写孤独的高手，您的小说中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主角，身上都有一种深刻的孤独特质，孤独到一点“暖”都是人间温情，这是否特别跟小说中所有华人的移民身份有关？“所有的孤独中，移民之身最孤独”，这么说成立吗？

凌岚：这话成立的。这种孤独感不独作家，也不限于华人。比如金融家索罗斯在五十年代刚刚移民到美国，那时他已经在华尔街作分析师，薪水很高，他最大的烦恼是“没有人说话”。与奈保尔同乡也是同时代的诗人德里克沃尔克特写过一首诗“一文不名，自成一国”，概括普通人在被连根拔起移植到新世界后的孤立状态——“这是一种’消极的自由状态’，你的存在无人关心，无人知道，周围世界跟你没有关联。”（这段我在花城写移民文学时提到过）。另一方面，孤独感催生了多少创造力。能熬得过孤独的人，骨子里会变得狠，有力。熬不过你就垮了，熬得过你才能活下去。

钱江晚报：另想问一个现实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华人移民群体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

凌岚：华人移民群体在美国是相当成功的，除了作家出得少，在其他领域，比如科技，商业，投资行业都是人才辈出。华人那种稳扎稳打，置业立足的实用哲学，让我们能很快在异乡异地找到生机。至于说华人群体参政热情少，话语权不够，这一点在缓慢地改变。《老卵》这篇不是写华人社区的，他的命运在华人中没有代表性。

一家人，在他乡。

钱江晚报：很喜欢《冰》这个小说，场景是在去南极的游轮上，主角是已离婚的前中年夫妇，你把中年人的各种难，各种困放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写尽了，你真的去过南极吗？这个小说的灵感是怎么产生的？

凌岚：我没有去过南极，为了看冰川去过冰岛。《冰》来自于我唯一一次坐邮轮的经历，当时觉得封闭得要跳船了，人也变得神经兮兮，天天跑去看小卖部里的首饰和金手表，像笼子里的动物。下船前遇到另外一个游客，发现她居然跟我有类似的经历。《冰》写了大半年时间，是心血之作，也是自学写小说的历程。从《冰》写作过程中我慢慢学会怎么拆解故事，怎么通过二手经验来虚构故事，比如你可以看南极的纪录片，游记，画册来组织素材。《冰》发表并不顺利，对性急的我是一次试炼。退稿，心血之作被冷落，对写作者都是很好的试炼，真正坚持写下来只有寥寥几个人，这是文学以及其他艺术行业最残酷的地方，要做好被埋没的准备。我后来就认命了。

钱江晚报：发现您的几个小说中，有一些梦境、梦游或者说类似灵异氛围的语境，比如写印第安人的，写南极游轮上林里的梦游的，这样的超现实描写出于怎样的考虑？

凌岚：梦境就是二次元，这是我回头读《聊斋》激动不已的地方，比如我在后记里提到《聊斋》中的《白莲教》，那支必须时刻看护，不能使之熄灭的巨烛，是关于人类社会，关于个人历程最好的隐喻。二次元的存在，神神鬼鬼，在中外文学作品中是一支从未中断的传统，它给小说增加趣味性，也给小说中的写实空间增加了不可知，不确定性，就是新的维度。

钱江晚报：您中年人生中，经历了大洋彼岸，两座古都，北京和南京都不靠海，后来地点转移到大洋彼岸，您的小说中有许多处海的意象，小说集的名字也取名“离岸流”，海的意象和您在小说中想表达的生活有怎样的联系？或者说有象征性吗？

凌岚：海代表异国。既有象征性，也有现实性，我多年生活在海岸线上，离家不远就可以看到海。写康州和纽约美国东岸这一带的华人生活，是绝对离不开海的，我们这些是“海边的人”。

钱江晚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水系，比如江南的水系是灵动的，大海却暗流汹涌，小说中所有关于海与海相关的物事的描绘，感觉阅读时，能感受到一种力量感，也可以感受到背后的写作者不纤弱，甚至有一点海明威式的开阔与雄奇，这与江南式的小桥流水形式了鲜明的对比，您是否在一系列的小说写作中，有意无意地在强化“海”的特质，成为一种凌岚的标签？

凌岚：风格的强化，不是有意为之。我的确不属于纤细类的，我属于有热情有血性那一类，也有强烈的思辨意识，否则也写不了文化和时事评论。这里有很大的天性使然的成分，也有后天的移民环境的养成。国内对女性作者是有阅读期待的，比如纤细，阴柔之美。这种期待是一种审美习惯，但现在中性美也很受欢迎，可见审美习惯可以改变。

钱江晚报：几个小说中，也出现中国故乡的场景，但可以看出，您笔下的主体是美国的各个故事发生地，康州、新泽西、纽约、加州、亚利桑那等等，而故乡作为客体存在，我们知道您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年以上，不过“此地”、“彼岸”，似乎已经与很多华人作家不同，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因此也让我们看到了难得的小说的独特性，看到了华人在美国生活的“当下”，而不是总是停留在记忆、在故乡的书写上（当然有一篇写南京故里的猫的），您是否一开始投入写作，这种主客体的位置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了？这是否跟您作为移民个体融入异域文化经济生活各方面的能力强大有关呢？（也有作家在海外但始终写中国故事为主的），还有，您现在回故乡的频率怎样，故乡在当下对你是一种怎样的意味？

凌岚：写美国生活，的确是在写作之初就自然决定，美国是我熟悉的生活，我离开母国近30年。国内的生活情形是纯记忆中的，而且这些记忆也非常古早老旧，与经济崛起以后的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年海归北京时，我变成一个归来的陌生人。因为父母住在南京，我最近几年频繁地回国，每年至少回去一次。

别的人不知道，我不会是唯一一个写美国生活的吧？这里的生活是我唯一知道的世界，没有别的选择。

凌岚回故乡南京母校。

钱江晚报：你这几年写的非常多，而且是各种文体全面开花，在写作方面，你认为自己是“大器晚成”的那一类人吗？我们知道特别是女作家，当年叱咤文坛的同龄人，很多已经退场了，归于沉寂，你却在中年之后进入了女作家的行列，这进与退之间，你觉得时代的因素更多，还是个人的因素更多？

凌岚：我还没有觉得“成”，晚成也算不上。之前不写作的时间太长，按国内的标准我已经是到快退休的老年年龄。国内文坛有它自己的机制，的确很多作家成名后不再写作。国外相反，没有收入保证，作家必须活到老写到老。罗斯六十岁开始每两年出一部长篇，门罗最好的作品是六十岁以后写出来的。我年轻时移民美国，为了谋生养家，必须全力以赴作白领工作。写作是很奢侈的事，需要余裕。

钱江晚报：现在就个人状态来说，您是全职写作还是业余写作？作为一名中年女性，平时您是怎样分配时间给生活和写作的？遇到过必须要选择的时候吗？母亲的角色是否影响过您的写作？写作对现在的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凌岚：年海归北京开始，我就不再全职工作。也就是那时开始，我开始写作，写财经评论，写电视剧，作翻译，然后过渡到写公号随笔，写专栏，同时写小说。写专栏有紧迫的时间性，编辑一旦来约稿，常常是一天之内必须交稿。我曾经觉得作母亲，照顾家人，影响了我写作，后来发现女作家基本都是如此，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摆脱得了生活的一地鸡毛。我特别赞同英国剧作家凯萝尔·丘吉尔的建议，大意是孩子年幼的时候，作者没有时间写长篇著作，但一定要保持写作的习惯，坚持写书评，随笔，要保持自己的职业水准。

因为写专栏多年，约稿来了就放下一切，立刻动手，这种习惯对小说写作是一种打扰。尤其是像写花城的文化评论那种万字长文，必须花很多时间阅读和作研究。好处是，写随笔和评论是增加知识量的最快捷的途径，有点像作风险基金，必须迅速掌握一个领域的新知识。

小说写作很难，人高度亢奋，疯疯癫癫。我不是一个擅持家的女人，家里经常出现鸡飞狗跳的状态。我也很少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这也是必须选择的。

钱江晚报：去美国后，您似乎在很多州工作和生活过，这些复杂的动荡不定的经历，对您现在写小说有怎样的影响？仅仅是场景、地点的丰富性，还是另有更多的意义？

凌岚：复杂的动荡不安的生活经历，好像是作家的必修课，就是在这种残酷的磨练中让写作者看到军队一样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这不是刻意为之，是不得已的生活使然。我至今都羡慕留在国内的大学和中学同学，他们不需要像我那样折腾。场景和地点的丰富，不及人的丰富。

钱江晚报：您的小说，几乎没有一点人们认为的女作家可能会有的毛病，比如自恋等等，如果说女作家偶尔自恋是女作家群体容易染上的毛病，那么您是如何摆脱这种毛病的呢？我还注意到好几个短篇，您用的第一人称写作，这个“我”是男性，这对女作家来说，反串男性的“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描摹男性心理行为必须非常准确，否则容易“隔”，很多男作家写女性也一样有这样的问题，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大胆的写作冒险？或者这样的选择，是否是刻意想表达一种自我的宽度？

凌岚：《离岸流》这本里的诸篇小说，是我综合了好多人，也包括自己，像百衲衣那样集攒成一个人物，没有自传性所以也谈不上自恋。这种积攒过程也让我对人物有一定的客观距离，更不会有自恋。不用女性视点，因为我本能地觉得叙述人如果是女性的话，行动上会有很多限制，所以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男性视点。

男性视点在中短篇这种篇幅格局中还没有遇到麻烦，但写多了我有时觉得这个“男主”其实是中性。这点在《无尽里》发表时，曾有编辑提出过，后来改成女性视点，读着也顺得多。

钱江晚报：哪些中国作家对你的写作有过影响，那么国外的作家呢，是否在写作路上指引过您？

凌岚：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离开中文环境已经二十多年。我记忆中的当代文学是我在大学本科时读的，是王安忆，莫言和余华等作家在八十年代的作品。这是我的第一个写作障碍，我实在离中文作品太远。唯一能找到的文学经典，就是英文作品，比如索尔·贝娄，厄普代克，爱丽丝·门罗，契诃夫，伊萨克·辛格，扎迪·史密斯，詹姆斯·伍德的书评等等。开卷有益，阅读变成写作最大的灵感所在。

钱江晚报：有没有想过如果年的时候没有出国，你现在大致会经历怎样的一种人生？因为曾经是北大中文系才女，是否会更早地开始写作呢？

凌岚：如果留在国内，我相信我会像我的好友那样，再考北大的研究生，作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但可能不会写小说。写小说是属于人生之技穷时，需要凌空抓一根稻草，把自己救出寻常生活。

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女生。

钱江晚报：“北大才女”的身份可以说是自带光环的，听说您又是当年的南京市文科状元，中文系的经历对您的人生有什么重要影响吗？看过您写北大中文系同学聚会的文字，很好奇您现在还有多少同学的生命中还跟文学相关的？您写作的面很丰富，诗歌、随笔专栏、小说都有涉及，且样样不弱，中文系的训练对写作真的重要吗？

凌岚：北大中文系对热爱文学的人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也可以奠定很好的出版人脉，但并不能保证能写得出东西。写作冲动，表达欲是很脆弱的，容易熄灭的。我45岁开始写作，已经不能靠本科时的那些训练，绝大部分的文学营养来自于阅读。

中文系，或者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文系，最惠及于我的，是它那时的理想主义色彩，那种少年锐气，不管不顾的浪漫，看到美好的文字会激动不已，视金钱为粪土……多少年以后，乔布斯那句名言“保持饥饿，保持傻气”响遍世界，我想这又有什么啊，早20年北大就有了。

钱江晚报：您的小说《老卵》讲了一个曾经风光的中国诗人中年后在美国的潦倒，后来就死了，他成了一个人们说的LOSER，可以说我们从那个诗歌和理想的年代走来的读者，会觉得写得很逼真，也很熟悉“老卵”这样的人物，可以说当年的北大校园里不缺这样的人物，您对老卵可以说既有嘲讽又有同情，我们知道您自己也写诗，您怎么看待一批老卵这样的诗人中年后的蜕变？

凌岚：《老卵》的真正主题是怀念八十年代也就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原作在《江南》发表时，其中反复引用的诗是欧阳江河的《草莓》。结集出版前夕，黄子平老师提醒我，这首诗在《桃花的石头》中一模一样地引用过。这样才改成我自己的诗。《草莓》是我青春时代的标识，所以才会这么忘我地反复引用还不自觉。

《老卵》的死是象征性的，诗人之死。他的命运，在小说开头已经暗示，随着八十年代结束也已经结束。到美国后的第二春，代表9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外的蜕变。老卵是诗神，写他时即便是讽刺都是带着强烈的爱和怀念。可以说我把对自己的一点自怜，都放在老卵身上，他代表了我这样热爱文学的人在母国和他国之间，努力想跟上一个接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的脚步。

钱江晚报：从南京、北京到大洋彼岸，走过这么多年，如果重读当年大学校园里流行的那些诗，你想对“理想主义”这个词说些什么？

凌岚：依然理想，依然浪漫，否则绝对不会写作的。我已经改变不了自己的热血，傻就傻一点吧。

作家简介

凌岚，本名谢凌岚，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商学院。美洲《侨报》、腾讯·大家及《花城》“域外视角”专栏撰稿人，曾出版小说集《离岸流》、随笔集《美国不再伟大？》等、诗集《闪存的冰》，翻译作品《普拉斯书信集》。获年腾讯·大家“年度作家”奖，首届纽约法拉盛诗歌奖。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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